丑书是“末法时期”的标志

佛法共分为三个时期，即：正法时期、像法时期、末法时期。释迦牟尼佛入灭后，五百年为正法时期；此后一千年为像法时期；再后一万年就是末法时期。末法时期，真正修行的人，会越来越少，“无庙不设功德箱，无寺不受香火钱”，佛教会沦为求名求利、求平安、求无灾无病、甚至是求升官发财的法门。

​今天不仅是佛法的末法时期，也是书法的末法时代。书法末法时代的表现就是：将书法作为求名求利的工具，不再讲什么规矩章法，丑书横行，怪书泛滥。书写者的官职和知名度成为衡量书法价值的重要尺度。

如果将书法也分为三个时期的话，自王義之去世至唐朝末年为正法时期，这个时期书法尚韵致重法度，可以说是书法的鼎盛时期。自唐末至明朝为像法时期。这个时期主要表现为宋人尚意，元明尚态，总体还是以晋唐为师，名家辈出。

自明末以后为末法时期。明末书法不再讲求法度，而是开始注重个性表达，尤其是傅山提出“宁拙毋巧，宁丑勿​媚”的主张后，出现了以傅山、徐渭、王铎、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元璐为个性化书法的代表，但他们的书法还是基本传承了正统书法，有深厚的传统根基，不完全是丑书。清朝科举制度仍以“馆阁体”为重，丑书无用武之地，因此尚未形成主流，直到清末康有为提倡碑学，加之科举制废除，遂丑书始兴。直到新中国书协成立，沈鹏任主席时提倡个性化书法，致使丑书盛行，怪书泛滥，整个书法界物欲横流，群魔乱舞，书法完全进入了末法时代。

当今社会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一些​知名的传统型书法家选择了丑书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处于“避难”，是急于成名的躁气所致。苏轼说：“凡世之所贵，必贵其难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难度决定高度。书法史上最难的书法公推王羲之书法，李世民称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。为什么说王羲之的书法最难学呢？项穆在《书法雅言》中说：唐代书家追求王羲之的筋力法度，却失于严刻拘谨；宋代书家追求王羲之的意气精神却失于放纵妄为；元代书家追求王羲之的性情体势，却失于温软柔弱。明代书家大都畏避王羲之的难能之处，很多书法家都不以王羲之书法为圭臬。但是有两位明朝的书法家学王羲之学的就非常好，这两人就是祝允明和文征明。祝允明强调“沿晋游唐”，认为书理极于张芝、王羲之、钟繇、索靖。他也是反对丑书的，他认为：唐人所循前人之理，宋初中期仍有可取之处，宋末之后古法败坏，大多流为恶札。到元赵孟頫方扭转时风，复归晋唐，但却有“奴书”之憾。文征明的行书得益于王羲之，他用毕生心力追摹《圣教序》和智永的《千字文》。他流传后世的行书作品最多见的就是以二王书风为基调的作品，他的小楷则师从王羲之的《黄庭经》《乐毅论》，王献之的《十三行》，又融入唐人小楷笔法于一炉，形成自家风貌。但自祝、文之后，兴起了“丑书之风”，当时王问、马一龙的书法可以说是帖学中最早的丑书，王马二人之所以写丑书，以项穆的观点来说正是因为以“避难”而求易，以“卓立不凡”而求名。但丑书虽然能鼓噪一时却难以传之后世，后来王马二人都湮灭于书史，甚至连只字片幅也未能流传下来。

其实当代丑书家之所以不走正统书法之路，几百年前项穆就一针见血指出来了，就是因为想“避难”，想通过丑书走一夜成名的捷径，这种捷径也许有效，但绝不长久，它既污染了书风，丑化了自己，也荼毒了后人，是对书法对自己对后人极不负责的表现。

究竟中国书法​需要多久才能走出末法时期实现复兴？这就要看中国书协是否有所担当与作为了。

（附：书法三个时期代表人物及作品）​